是否签了同意书以后,医院跟医生就都没有责任呢?

2020-07-15 1W访问

走出饭店,拿起手机发现有一通未接来电,但不认识号码也就算了。过了半个小时同一支号码又响起,原来是朋友介绍的客户,由于对方有急事询问,因此很快的约定了当天下午的会谈时间。中午随即查询法院对相关案情的见解,毕竟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案子。

秘书忽然敲门说:「客户来了,共有三个人喔!」抬头看着萤幕的时间,惊觉原来会(接)客时间到了,另一方面,心里也有个直觉这案件会花掉一些时间,看来下午的行程可能要delay了,请秘书打通电话稍微延后一下行程,抓了几张名片,赶紧敲门走进会议室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老先生,散发出的感觉让人很舒服,笑起来有安西教练的样子。坐在老先生右边是位年轻貌美的女性,手中拿着笔跟纸準备纪录,似乎是他的女儿(可惜我已婚了),坐在左边的男性则是打电话给我的人,看起来应该是老先生的儿子吧!

一阵寒暄后切入正题,老先生的话不多,多半时候都是他的儿子(没错,我猜对了)在说明案情,而他的头脑也相当清楚,说话有条有理,依据时序很快速的说明了案情经过。接着老先生缓缓的说:「老伴虽然签了同意书,但过程是护士拿给我们签的,当时的医生也没多说什幺,我们小老百姓都是很相信医生的,所以也没多问。」

我稍加思考了一下,问:「当时医生有对医疗行为的性质、内容、风险及可能的替代方案,进行说明吗?」老先生儿子说,在来律师这边之前,已经有跟对方沟通协商两次,但医院那边一直主张:「我们都有清楚说明啊,要不然你们当时怎幺会签手术同意书!」接着老先生的儿子问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:「是否签了同意书以后,医院跟医生就都没有责任呢?」

看到这边,大家觉得是这样吗?

答案当然不是。

目前最高法院对医生的说明义务是採「实质认定」,因此手术同意书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证明,原则上医生对于病人的说明义务要使病人能够了解,但所谓「了解」的标準有时很难判定,是要医生了解就行,还是病人或家属都了解才可以呢?如果医生自认已经说的很清楚,但病人或家属还是不了解时,算是尽了实质的说明义务吗?

先跳脱刚刚那个场景,其实律师也会有这个困扰不是吗?

有时候跟当事人说官司输的机率很大,建议不要提刑事,我们走民事就好。但当事人一再说没关係,他就是要出一口气,让这种人跑跑法院,律师费不是问题,结果最后再议及交付审判都输了,不起诉处分确定。

当事人事后说:「律师啊!这种打不赢的你怎幺不早讲」,当下真的很想给他一记还我记忆拳,好在当事人通常也自知理亏,没再多说话。

是否签了同意书以后,医院跟医生就都没有责任呢?

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来看,由于不同病患或家属对于事物理解能力高低有所不同(像是不同文章的读者也有程度差异,相信莫非的读者都属于比较冰雪聪明的,对吧),而医生有无尽说明义务一事,常会被连结到刑法上是否有注意义务违反的问题,因此在实质说明义务的判定上,应该要採「医生标準说」会比较妥当,而这个标準则是以医生这个集团作为一整个观察对象,基本上会有一定的稳定性,最高法院的见解也是较偏向此看法。

事实上,不同类型的专业人士在面对大众处理事情时,都会面临告知义务的要求。以律师来说,律师有义务跟当事人讲解清楚案情走向,将来面临的诉讼程序及收费範围等资讯。所以律师除了跟当事人签给法院的委任状以外,理论上应该要另外再签一份双方留存的委任契约书,其中载明权利与义务的範围,以避免日后衍生委任範围及收费等争议。

那幺医生呢?

在此建议一个较好的方式,由于说明义务的履行是採实质认定,手术同意书不必然可以推论没有注意义务违反的问题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很重要,那就是病历。

首先,病历一般来说会被法院认为可供作为「参考依据」(法律术语:特信性文书,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)。因此,在诉讼的程序中,若医生提出的病历上,确实留有书面记载对于病患或家属的说明时间、方式及相关内容,这会相当有利,于诉讼上的举证会减轻很多。

不仅如此,病历记载清楚一点的话,在最初发生纷争时,也可以适度的解消家属指责医生说明不完全的问题,进一步减缓医病关係的紧张,甚至有预防纷争的功用。医生虽然辛苦一点,但长远来看会值得的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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